这些人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者: 发布时间:2018-11-26 来源:本站 点击:

  编前线年前,党的“一大”召开时,中共所有党员不过50余人。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全党人数为994人。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先辈筚路蓝缕的开创艰辛,历历在目。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发起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千余名中共党员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方向?鉴往知来,意义巨大。今天,就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一起来听一听,中共早期党员的入党自述。

  1920年初入党。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赴日留学,宣传反清。后创办《新青年》杂志,入北京大学任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1920年初起筹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一至五届中共中央负责人。1927年解职,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捕,入狱五年,获释后辗转入川,直至病逝。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辩诉状,1933年2月,《陈独秀文章选编》)

  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狱中自述,1927年4月,《纪念李大钊》画册)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斯诺谈线月,《红星照耀中国》)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线月,《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

  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一九二○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我们共产党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是有各种不同的从旧社会得来的错误思想的。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谓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布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是在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才建立的。这就是说,我们若干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的。(为纪念七一而举行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政协学习座谈会上所作报告的提纲,1948年、1951年,《刘少奇自述》)

  一九二二年我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时,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事实上党还只是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其它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在上海,我找不到共产党,因此就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寻找共产党。但是,在北京我的运气也依然不佳,仍然没找到共产党,于是,我又返回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到处乱跑,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似的。回到上海以后,我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九月,我乘船去欧洲,途经新加坡、马赛,然后到了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照了一张俯瞰全城的照片,颇感得意。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其他同志。我总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同威尔斯谈线月,《续西行漫记》)

  在沙洛瓦经过半年多的锻炼,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学生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在法国时要好,还能经常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我的体质增强了。在这里,也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习。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按说可算是“如愿以偿”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思想这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使我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多起来。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在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补习时,我同刘伯坚等同志接触较多,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向导》周报。我们虽在异国,但对中国的实际还是关心和了解的。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之前,我的思想已经起了比较大的变化。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刘伯坚同志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回来同我谈了会议的情况,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对我的思想发展是一次有力的推动。“少共”成立不久就向刘伯坚同志表明了希望加入“少共”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同志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标志着我的世界观的转变,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当时“少共”有个规定,为了保密,每个人都要有化名,互相通信或发表文章,都用化名。我的化名叫“向上”。…… 一九二三年初,我由赵世炎、刘伯坚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留法勤工俭学,《聂荣臻回忆录》)

  我在1919年反对亲日派的五四运动中非常活跃,并领导学生同一些反动教师进行斗争。天津的学生5月7日行动起来了。我们把男学生和女学生分头组织起来,因为要让男女学生一起行动是更困难的事。我们的组织是妇女爱国联合会,我们同男学生合作,其中就有周恩来。在这群情激奋的时候坐下来学习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我们把一位日本老师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材——现在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了同日本人进行斗争,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后来在天津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开始组织了一个大约有二十名领导人参加的组织,名叫觉悟社。我们在这个组织里谈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我们讨论俄国革命,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却一无所知。当时陈独秀刚刚开始组建共产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学生有郭隆真和马骏。今天这个组织里唯一活着的人可能就是我和周恩来了。这个时期为后来的活动打下了基础,对新思想虽然认识混乱,但至少教育我们要憎恨中国的旧制度,以及为改变这种制度要进行斗争。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在北京呆了两年半之后,我回到了天津,在一所小学当教师。这时我的朋友全都受到了更进步的思想的影响。1923年,我遇到了一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蔡和森,不久我就结识了好几个共产党朋友。在北京,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已经开始活动,我们在天津也同样开始了这样的活动,为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平等而斗争。上海、广州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运动。在1924年以前,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1924年天津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在第一场会议上就加入了。我们成立了宣传部,我是领导人之一。入团三个月之后,我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妇女书记。

  至于思想的变迁亦甚简单,我十六岁以前在中国,小孩子当然无思想可言,及到法国后,受了经济的压迫,致不得不转到工厂作工,变成了工钱劳动者。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再加上切身的痛苦,于是遂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这些人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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